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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揭秘)肃宗灵武理兵之(四)陈涛斜之战

(2019-01-16 2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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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军事

文化

旅游

分类: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揭秘)肃宗灵武理兵之(四)陈涛斜之战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初,叛军占领潼关以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孙孝哲率领,继续向西往长安开进,六月十七日己亥,长安不战而降,孙孝哲部占领长安;一路由桃战之战的指挥官崔乾佑率领,北上过黄河进入河东道,占领了河东道西南部(今山西运城地区)

安禄山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安守忠带兵驻扎在禁苑,镇守关中。为首的孙孝哲,因为其母亲与安禄山关系非同一般,安禄山非常宠信他,让他统领关中诸将,连宰相张通儒都得听他的。孙孝哲生活豪华奢侈,性格残暴,杀人如同儿戏,叛军将领非常畏惧他。叛军到处搜捕官员、宦官及宫女等,每积累数百人,就押送到洛阳。扈从玄宗西逃的官员、将士,家人还留在长安的,无论大小,叛军统统搜出杀掉。没有及时逃走的官员,有的就变节投降了。比如前宰相陈希烈,因为失去玄宗的宠信,心怀怨愤,就与另两个因为没有受到重用而心怀不满的官员张均、张一起投向安禄山。这些投降的官员接受了安禄山给的官职,又都有模有样地在伪政府中做起官来。

此时,叛军势力达到全盛。向西威胁到陇(今甘肃省东部)一带,向南压迫江汉(今华中地区),控制了河东道的一半。然而,这些叛军将领都是一些目光短浅、头脑简单的粗汉,缺乏长远的眼光和谋略,占领长安后,认为天下已定,整日饮酒作乐,醉心于搜罗财宝美女,没有再全力向西发展。这样,玄宗一行才能安然入蜀;而太子李亨北上,建立新的政府,并完成了新老皇帝的交接。

至德元载(公元756年)七月底,长安的同罗、突厥部队脱离叛军逃往朔方的时候,长安局势一度混乱,一帮唐朝官员乘着混乱逃出长安,投奔灵武。其中有伪京兆尹崔光远、侍御史吕諲﹑右拾遗杨绾长安令县令苏震、奉天县令崔器等。这也给肃宗方面一个印象,就是长安叛军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总的来看,至德元载秋冬之交,在彭原的唐朝政府、长安的叛军,双方是各忙各的,没有战事发生。

回头再看彭原方面。宰相房已经感受到肃宗对其态度的变化,为了再次赢得皇帝的信任,主动提出由自己挂帅东向收复长安。肃宗立即批准,任命房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允许房可以自己选人搭班子。房选中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手,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御史中丞宋若思、起居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节度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在部队行动之前,肃宗又派出兵部尚书王思礼给房作副手。

拥有兵力五万。当时,朔方军的主力被调到河曲地区平息胡人的叛乱,安西的部队还没有到达,所以房的部队只能是肃宗政府在两三个月期间所征募的兵力。这是一支新成立的部队,还没有经历实战,作战能力没有得到检验和磨练。其次,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马匹的短缺。大量平凉监牧地的马匹已调拨给在河曲作战的朔方军,造成了房部队缺少马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部队征用了大量的耕牛充当挽马

虽然有种种的不利,但房对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对自己的幕府班子非常看好,尤其对行军司马李揖、参谋刘秩,房更是不吝溢美之辞,说:

“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

刘秩之前做过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宪部员外郎、陇西郡司马,没有作战指挥经历。不过刘秩应当是一个军事发烧友,平常留心于军事。《新唐书 刘子玄传》记载了刘秩上疏论兵事:

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夺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见其书,以比刘更生

李揖入房幕府前是户部侍郎,也是地道的文官。房之所以对两人如此看重,大概两人喜欢谈兵,谈起来一套套的,使房认为他们可以胜任军事指挥。

作为最高决策者肃宗,放手让房领兵收复长安显然是有自己的考虑。前面已经讲过,肃宗要建立一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部队。现在部队已经建立起来了,平息叛乱当然必须由这支部队来担纲。不过,部队的战斗力怎么样,肃宗心里没底,需要发起一次实战来检验。要想实战,最便捷的就是找长安的叛军打一仗。当时长安的混乱局面,也使肃宗有了轻敌心理,认为叛军比较容易对付,打一仗有胜算。但是,由谁担任统帅比较费思量。郭子仪首先被排除掉,因为郭子仪当时在河套一带作战。实际上,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肃宗不想再培养一个功高难制的军头,所以郭子仪返回朔方以后,肃宗就把他调到河曲这样一个次要方向上去平叛。直接由元帅府统军也不行,元帅府是肃宗直接领导的,打败了势必给其威信造成负面影响。这时正好房主动要求带兵打长安,这正中肃宗下怀,所以立即批准,还给了他很大的权限,让其放手去搞。

选用房对肃宗来说有三个好处。首先,房是文臣,在部队没有根基,不怕功高难制;其次,一旦打败了,这个锅自然由房来背,不会直接影响肃宗的威信;第三,房是玄宗选任的宰相,如果仗打败了,可以以此为由头拿掉房再换上自己的人。所以,即使房已经失宠,但肃宗还是用他领兵去打长安。

将部队分为三军:南军由将杨希文率领,由宜寿(今陕西省周至县)进发;中军由刘贵哲率领,由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进发;北军由李光进率领,由奉天(今陕西省乾县)进发。

杨希文、刘贵哲二人已经湮没在历史中,没有更为详细的个人资料。李光进是李光弼的弟弟,据《新唐书 李光弼传》记载:“(光进)自至德后与李辅国并掌禁兵,委以心膂。”根据目前可知的史料,至少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以前,光进一直在禁军效力,是一位禁军将领。

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十月,三路大军分道并进,杀向长安。房带领幕府人员随中军一同行动。

(安史之乱揭秘)肃宗灵武理兵之(四)陈涛斜之战

双方进军情况 

作为一名部队前作训参谋,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脱离地形讲作战都是纸上谈兵。所以,在讲这场战事以前,很有必要将当时作战地域情况弄清楚。

三路大军沿着渭河向长安进军。其中,南军在渭河以南,中军、北军在渭河以北。

渭河是由西向东横贯关中平原的一条大河,从长安北部流过,经关中东部地区,在潼关汇入黄河。一千多年过去了,目前渭河在西安地区的位置与唐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体来讲就是大幅度北移了差不多四公里。在唐代,渭河在长安地区有三座桥梁,分别是西渭桥(又称便桥)、中渭桥、东渭桥。中渭桥遗址在西安市未央区西席村北;东渭桥遗址在陕西省高陵县耿镇白家咀村附近;西渭桥遗址还没有找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其位置在咸阳市秦都区钓鱼台村文王嘴。找到这三座桥,就可以大致确定唐代渭河河道的位置。

其次就是城市位置的变迁。在唐代,与长安一河之隔的咸阳县城位于今天咸阳市的东边。后来由于渭河的北移,唐咸阳县没于河水,目前已无迹可寻。

《元和郡县图志》“咸阳县”条下记载了一些有名的地物:    

渭陵,元帝陵也,在县西北七里。                                 延陵,成帝陵也,在县西北十三里。                                 义陵,哀帝陵也,在县北八里。                                   康陵,平帝陵也,在县西北九里。

这些西汉帝陵至今犹存,位置清晰,分别以之为方位物,可以推算唐代咸阳县位置在今天咸阳市渭城区任家咀村东南1公里左右渭河的河滩上。今天,唐咸阳县故址的海拔为380米,其西北位于洪渎原上的汉渭陵海拔为460米。

关于咸阳县,晚唐诗人许浑在《咸阳城东楼》中写道: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可见在唐时,咸阳县城到渭水一带有大片沼泽湿地,遍生杨柳蒲苇,不像现在气候干旱、水域稀少。

唐代的咸阳县北靠洪渎原(又称毕原。汉代的五陵原,现西安咸阳机场就在该原上),南临渭水,所在地势北高南低,与长安禁苑隔渭水相望。由长安起始通向帝国西部的驿道,出长安郭城西城墙最北的开远门(今西安市莲湖区开远门地铁站附近),往西北,在临皋驿(今西安市莲湖区三民村附近)分岔,一条往西,过西渭桥。另一条向西北沿禁苑西墙往北,过禁苑后再折向东北,经中渭桥过渭水沿陈涛斜西北行二十二唐里到达咸阳县,再往西,与过西渭桥西去的驿道汇合。需要说明一下,从中渭桥到咸阳县的驿路是沿着邻近渭水一处名叫陈陶泽的沼泽斜行,所以这条驿道所在的地域就称作陈涛斜。

(安史之乱揭秘)肃宗灵武理兵之(四)陈涛斜之战

唐代作战地域复原图

率领的中军为前锋,于十月二十日庚子开进到便桥,与北军会合。这时,在渭水南岸开进的南军还没有跟上,房准备稍作停顿,待南军到位后再发起进攻,但随军的监军宦官邢延恩不同意,催促房即刻发起进攻。十月二十一日辛丑,中路和北路唐军在南军还没有赶到的情况下继续向长安开进。此时,驻扎在禁苑中的安守忠叛军已经得到情报,即率军过中渭桥,前出到洪渎原下,在陈涛斜以北占领有利地形等待唐军的到来。

叛军依然沿用了桃林之战时的打法:宁愿野战也决不被动防守;注重侦查,及早获取对方情报,根据情报形成作战方案;适时前出,占据有利地形,塑造战场,让对方按我的意愿来打,变被动为主动。

唐军赶到陈涛斜,与已经提前到位的叛军迎头相遇。唐军被动了。如果十月二十日能够在便桥等一等,等到南军跟上,两路大军夹渭水并进,可能叛军就不敢离开禁苑过渭水前出。但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唐军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就地展开与叛军对攻。

双方参战的兵力,唐军大约有四万余人,叛军大约有一万余人。

唐军背靠陈陶泽,沿着驿路展开战斗队形。据《旧唐书房传》记载:

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马步夹之。

值得注意的是,房所用的车并不是春秋时车战用的马车,而是运辎重的牛车,《旧唐书》上的说法有问题。据史学家david a. graff在《Fang GuanChariots》(《房的战车》)一文中考证,《旧唐书
传》中所谓的春秋车战是房的政敌用来抹黑他的说法,目的是把房描述所谓一个食古不化、不经世事的小丑。我非常同意这一看法。因为古代的战车是战士站在车厢里作战,而房所使用的牛车显然不具备这一功能,其唯一的作用是抵挡叛军的冲击。北宋的司马光应当接触到比较中立的史料,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其编著的《新唐书
传》中这样记道:

初,用春秋时战法,以车二千乘缭营,骑步夹之。

虽然还沿用了《旧唐书 传》中“春秋时战法”的提法,但对牛车的功用的描述发生了变化——围绕在营阵外面。这显然更接近房当初的目的。

从专业角度看,房这一布阵还是非常有想法的。唐军的阵列两边没有依托,最怕的是叛军骑兵从两翼进行包抄,所以队形必须要尽量展开成宽正面,以使对手无法完成包抄。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牺牲了阵形纵深,很容易被敌军从正面突破。把牛车列在队形中央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既拓宽了队形的正面,还保持了必要的纵深。但这样做却产生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到作战队形的稳定性。要知道,牛跟马不一样,不太听人的招呼,一旦受到惊吓牛劲上来谁都会不认。

作战经验更为丰富的叛军很快发现了这一破绽。当时正值初冬,关中地区刮着北风,位于上风头的叛军迎风鼓噪,牛被吓得够呛,牛眼圆睁,瑟瑟发抖,引起中路阵形一阵混乱。安守忠一看时机已到,即命令骑兵向中路冲击。逼近的骑兵手持点燃的柴火向牛车阵里丢,牛被烧得“哞哞”直叫,拖着牛车到处乱窜,唐军被冲得溃不成军,转身往沼泽中跑。叛军全线压上,追着唐军砍杀。唐军或死于锋刃,或溺于泥沼,半日时间,四万将士葬身陈淘泽,存者才数千而已。

唐军战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当时困于长安的诗圣杜甫悲愤难抑,写下了《悲陈陶》一诗: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因为杜甫这首诗,这场并不太重要的战役变得有名起来,千百年来被不时提起。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一》记:

太原折生遇兰言,其乡有扶乩者,降坛大书一诗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庙堂有策军书急,天地无情战骨多,故垒春滋新草木,游魂夜览旧山河,陈涛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署名曰柿园败将。皆悚然,知为白谷孙公也。柿园之役,败于中旨之促战,罪不在公。诗乃以房车战自比,引为已过。正人君子用心,视王化贞辈偾辕误国,犹百计卸责于人者,真三光之于九泉矣。大同杜生宜滋,亦录有此诗,空握作辜负,春滋作春添,意若何作竟若何,凡四字不同。盖传写偶异,大旨则无殊也。

已身在灵界的孙传庭借房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用陈涛斜之败来比拟其与李自成的关键一战——柿园之役。

带着残军向西溃退,与还在中途的南军会合。十月二十三日癸卯,房亲自率领南军与叛军交战,又败。这一仗打得更惨,唐军全线崩溃,杨希文、刘贵哲二将临阵投敌。

输光了的房仓皇返回彭原行在,光着上身向肃宗请罪,肃宗并没有怪罪,只是命令房“收合散卒,更图进取。”

感激涕零的房肯定不知道,他只是当了肃宗检验部队战斗力的背锅侠,一切都在肃宗的预料之中,当然不会受到太过的处分。但是,其形象和声望所受到的损害却是实实在在的,罢相只是时间问题。


——未完待续


(本文为槲叶山路原创,谢绝未经本人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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